英语教育全动 英语歧途:实用水平还是高分数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这个国家的人民渐趋理性, 学英语的热潮开始回归了它本来的意义,区别于刚“改革开放”出国热背景下的英语狂,而变得“实用至上”。

于是,怀揣英语实用主义的人,挣扎在应试教育的旧体制中,在提高英语实用水平后,还得拼命考出高分数,或者,在考了高分数后,还得重新提高实用水平。

尽管美国和英国人口加在一起只相当于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尽管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宣称,海外学习汉语人数已达3000万,并乐观预计这一数字将在2007年达到一亿,但以英语为母语者起码在目前来看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他们的语言势力被汉语撼动,因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正在倾全民族之力投入到英语学习的洪流中去,并且把学好英语视为带有民族意义的事业。无数极具才智的中国人每天都会耗用大量的精力来钻研虚拟语气和不定式这些精深的语言知识,他们在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和GMAT(研究生管理科学入学考试)这些令美国学生望而生畏的考试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馒头神”是清华学生对张立勇的称呼,这位29岁的年轻人来自江西偏远农村,1996年以临时工身份到清华大学食堂卖馒头,在工作期间他自学英语,先后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托福成绩达到630分(总分677分)。

这个略显消瘦的青年说着一口带有客家口音的普通话,裹在一件单薄的黑风衣里显得朴实低调,“当代青年应该懂一门外语,这意味着机会和信息。”一谈到英语,张立勇却判若两人。

“语言就是信息”,这是张立勇在南方闯荡时获得的认识。因为家境原因而没有读完高中的张立勇1993年到广州去打工,但他很快发现,在这个中国南方最发达的城市里,很多用英文写的招聘启事连看都看不懂,这促使他决心学好英语。为达成心愿,他潜伏在清华大学食堂当临时工——卖馒头。

张立勇的时间表是这样的——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上班,在路上一边骑自行车一边背英语;中午休息时间是从下午1点半到3点,用一个小时进行学习;晚上将近8点下班后他便到自习教室看书,直到午夜11点才回到位于清华大学一角的5平方米出租屋中继续学习;在12点45分他开始收听英语新闻广播,1点15分上床休息。三个多小时后,他会重复这个时间表,年复一年。

“英文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一块磁铁,一种诱惑,吃了那么多苦头还是舍不得放弃。”张立勇笑着说。在生活中,他执着于一切跟英文有关的东西:地铁上的英文广告、泡面调料包上的英文说明、盥洗室的英文指示牌……

在张立勇通过大学英语考试、并在TOELF中取得了630分的高分后,“馒头神”成了名人。如今的他有了自己的网站——张立勇英语工作室,并且出了一本名为《英语神厨》的书。经常去学校和工地讲演的他还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0天时,被邀请作为代表参加“市民说英语一千句”的启动仪式。

“馒头神”现在已经不再卖馒头,在“清华后勤部门作行政工作”,工资和住的条件也“比以前好多了”。他说他今年想再写一本书,记录他这十年来的城市生活,他还想办个培训班,教别人学英语。

在张立勇的家里,堆放了厚厚的一堆信件,绝大多数是向他请教英语学习方法的。在中国,同张立勇一样刻苦学习外语的人数量庞大,但能像张立勇这样成为典型的却是吉光片羽。

在中国矿业大学读大四的郝露现在很郁闷,对几年来的英语学习,她用一句话总结:“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苦不堪言,会是我永远的痛。”

郝露的男朋友林旭东比她大一届,已经毕业的他正在等着11月22日的到来,这一天是GRE成绩揭晓的日子。“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考GRE了,已经耽误了一年,如果今年还申请不下来,不知道他会怎么办。”郝露说林旭东一心要去美国深造,但因为英语不是很强所以迟迟未申请成功。

从大二开始,林旭东就开始了英语的强化学习,他先后上过《新概念三》、六级、TOEFL、GRE等辅导班,“我们交往快三年了,却没有一起去北京以外的地方玩过一次!”在她的印象中,无论寒假、暑假,即便是五一、十一那有限的假期里,林旭东都是在学英语。但即便如此,林旭东在大四第一次考GRE时,仍然考得一塌糊涂,为了不给以后申请出国留下不良记录,在考试结束时他在电脑上选择了“cancel”——等于没参加考试,搭进去对他来说数目不菲的报名费。

对于林旭东的出国申请,郝露忧心忡忡,“即便他这次GRE考过了,也不一定能申请成功。”郝露告诉记者,在大学里,林旭东把大部分学习时间分配给了外语,所以他其它课程的成绩并不十分理想,而成绩单对他申请学校有直接影响,“本来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结果因为这些事都快秃顶了。”

郝露自己的英语学习经历也不平坦,直到现在她还没有通过四级考试。高中时读法文的她在上大学时改学英语,“但大学跟中学不一样,英语老师基本上不管,全靠自学。”郝露觉得她在大学里英语学得极其痛苦,试题看不懂,定的目标总是达不到,连续受挫后,一提到英语,她不仅自卑,甚至有些战栗,“高中时我法语学得非常好,一直以为自己是那种有语言天分的人,但真没想到英语会学成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大了。”只有22岁的郝露说这话时神色黯然,她觉得也许还有另外的原因,比如环境。她觉得自己高中时法语的流利可能跟她的妈妈是学法语的有关,她在中学时候也曾在巴黎住过一段时间。“但我也经常给自己创造英文环境,比如看一些美国的大片、电视剧,但它们对考试毫无用处,没法给我任何信心。”

现在的郝露已经不再看这些影像资料了,每天早7点离开寝室,晚上11点才回寝室,两本厚厚的词汇书和语法书伴随着她这期间的每一刻,她的目标是今年底一定要把四级考过。

与郝露类似,江南,这个来自北京化工大学大二的清秀女孩,因为立志要到国外学习“音乐管理”和“音乐制作”,几乎放弃了正常的大学生活。13天前,她来到新东方英语学校住宿部,选择开始为期一个半月的培训生活。

新东方住宿部位于偏远的北京海淀区小西山风景区,在一栋已近有50年历史的楼宇中,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他们和江南一样,满心满意的都是“7分、7分,雅思7分”。每天7点10分起床,和其他学员们一样,江南先在宿舍楼后读英语,然后去上课。一天中除了中午吃饭去食堂外,几乎都待在课室里,一点也没有“下山去玩耍”的愿望。“上山修炼”——新东方住宿部的学员就这样戏称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

“没有退路了呀,如果考不到7分就申请不到好学校,既学不成音乐管理,而且会很丢人。”江南坦言自己现在俨然背水一战。但也正因为此,她反倒动力十足,和从前在大学里的懒散、麻木相比,自己的心就像是演奏着的激进的“轻金属摇滚乐”。

在中国,有他们这种遭遇的人为数众多。有人估算,现在中国的学生在不同教育阶段花在英语上的学习时间,小学为四分之一,中学为三分之一,大学为二分之一。“没有办法啊,现在大学生毕业后的任何一条路都和英语有关,无论出国、考研、工作,都对你的英语有要求,你想生存、想在工作上得到更大提升就得拼命去拿证。”郝露告诉记者,不但她这个“半路”学英语的为英语头痛,她的很多已经学了近十年英语的同学比她还要烦,“学了十年了,现在还张不了口,他们非常郁闷,都知道这么学不对,但谁也没有办法。”

英语带来的无奈不是大学生的专利,郝露告诉记者,她亲属家的一个女孩在清华大学附属高中读书,平时英语测验时,老师用的都是TOEFL的试卷,目的是为了他们更好地应对高考,结果因为看不懂试卷,考场上甚至急得哭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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